第一，中国钢铁产业亟待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升级。从企业层面来看，一要立足制造能力提升，做好钢铁工业的“工业强基”工程。目前，几乎所有的钢材产品国内都能生产，但产品质量，尤其是稳定性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这也是国内外产品价格差异的重要原因。钢铁企业亟待提升产品质量，尤其是制造质量稳定性。同时，生产过程控制和工艺技术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通过制造能力综合提升，提高产品成材率和附加值，为淘汰落后产能提供契机。二要以品种为线索，进一步优化组合产线，通过集约化和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和弹性，为冗余产能的关闭创造条件。钢铁企业要结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调整产品结构，通过与用户密切合作，提高高附加值产品（新一代超高强度汽车用钢、高效节能型硅钢、能源用钢、超纯铁素体不锈钢、航空航天用钢等）比重，并保持精品持续领先能力。从政府层面来看，建议政府投入资金，集合国内钢铁企业、科研院所力量，引入海外研究团队，成立世界级钢铁研发中心。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都享用模仿和学习带来的后发优势，导致基础理论和研究投入不足，人才积淀不厚，创新能力不强，短时间内无法引领新技术发展。因此，很有必要在科技研发和技术人员培养上积极投入，成立世界级的钢铁产品研发中心，致力于下一代钢铁产品、环保新技术的研发，让先进技术成为中国钢铁升级和化解产能过剩的引擎。第二，加速钢铁企业由产品竞争力向产业链竞争力转变、从制造型企业向服务型企业转型的过程。从企业层面看，钢铁企业要积极探索，实现钢铁产品的增值服务，诸如先期介入，并在剪切加工、钢铁物流和电子商务方面寻求突破。一方面，要在客户的价值链上寻找可以产生价值的缝隙；另一方面，要从技术创新角度，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创新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产品，既能降低用户的成本，也可以引导企业以订单驱动产能，避免盲目生产，造成产能过剩。从政府层面看，要鼓励大型、先进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中国钢铁产业要具备国际竞争力，必须要有一批在产品研发、技术和加工服务领域能与国际一流企业竞争的大型企业。因此，要鼓励目前有条件的大型、先进企业充分发挥已有基础的作用，利用“互联网+”的历史机遇进行产品研发和商业模式创新。同时，要鼓励企业充分利用现有的土地资源发展城市服务业和其他新业态，特别是在产业调整过程中，企业因关停产线会产生富余的厂房、土地资源，企业利用这些资源开展新业务（如新材料创业园区、数据中心、物流园区等），既可以盘活资产存量，又可以转移企业富余人员，减少社会负担。但其中涉及到的土地性质改变的问题，需要国土部门和地方政府支持。第三，兼并重组应结合我国国情。尽管国外钢铁行业去产能过程都经历了整合、重组的过程，重组对产能的削减作用也非常明显，但是，国内钢企兼并重组更多来自于政府主导，且涉及员工下岗再就业、国有资产处置等问题，需要政府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在兼并重组的过程中，一要重点支持优势大型钢铁企业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二要由政府成立专项基金，支持企业开展员工再安置培训和下岗员工创业，不能把下岗员工推向社会。三要对整合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资产损失予以核销国有权益。在产业整合过程中，必然会淘汰、关停一些产线，涉及到资产的处置和核销，尤其是国有老企业。建议在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对老企业去产能和整合重组发生的相关资产损失予以核销国有权益。四要重启债转股，缓解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的经营压力。建议结合混合所有制改制，选择一些虽然当前经营困难、但区域竞争力和区域市场前景尚可、且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企业再启债转股试点，降低企业的债务负担。债转股的目的不是保护落后产能，形成“僵尸企业”，而是为企业重组改制提供缓冲空间，待产能调整完成，再将股权出售给社会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是，环保不达标、产线装备落后的中小钢铁企业不适合债转股。湛钢将真正考验宝钢“二次创业”的“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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