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扣除股权融资)增速来衡量中国信用增速,信用增速上升或下降代表信用扩张收缩。影响我国信用周期的因素主要包括供给端的货币政策和需求端的实体经济。    根据“谷谷”法,2000年以来我国一共经历了5轮信用周期。我国当前处于2017年4月以来的小幅信用扩张加速期。信用增速从2017年3月的12%上升到2017年10月的13%,信用扩张形式以表内信贷为主。    货币和信用往往一致变化,即宽货币宽信用,紧货币紧信用。但偶尔也有背离。背离原因是企业和商业银行行为与货币政策导向背离。例如2009-2014年美国宽货币紧信用,美联储量化宽松以刺激经济,美联储资产占GDP 比重从15%大幅扩张到25%,而商业银行却谨慎不愿意贷款,商业银行贷款占GDP 比重从64%下降到60%。2006-2007年中国紧货币宽信用,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款基准利率,然而外币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大幅增加,信用大幅扩张。    M2信用增速差的变化能较好解释利率走势,而且两者增速差的所处水平也能较好解释利率水平。当增速差减小,货币供给相对实体融资需求收紧,利率上升。当增速差处于阶段性低位或高位,利率往往高位或低位震荡。假定2018年信用保持13%的增长,M2保持9%增长,M2与信用增速的缺口依然较大,预计利率仍将维持高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分析框架强调的是实体融资需求和货币政策的相对变化,因此经济下滑并不一定导致利率下行,只有当融资需求下降速度快于货币收紧速度时,利率才会出现下降。同理,货币政策宽松也不一定带来利率下降,只有当货币宽松速度快于实体融资需求增速时,利率才会出现下降。    信用利差和利率往往正相关,信用利差跟随利率调整一般只会延后,而不会缺席。2017年10月,利率快速上升,同期信用利差下降,11月迄今信用利差猛烈补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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