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私人部门薪资整体疲软与行业差异化。在10个非农私人行业中,目前只有制造业、贸易运输及公用事业、信息业及其他服务业4个行业时薪增速不低于危机前。其中,拖累薪资增速的行业主要为专业性服务行业和采矿业;提振薪资增速的则主要是信息业和休闲酒店业。    薪资疲软或源于三个因素:劳动生产率持续低位、劳动力产业间转移停滞及其他短期扰动。    劳动生产率持续低位。上世纪70年代逐步告别工业化时代后,美国薪资增速基本受到美国劳动生产率约束。2012年开始美国劳动生产率开始回升,同期美国薪资增速亦回升,但截至去年美国劳动生产率仍显著低于危机前水平,进而薪资增速仍处于较低水平。    劳动力产业间转移速率下降。美国低年龄段(16-24岁)劳动参与率在2000-2010年间出现大幅回落,2000-2007年美国受教育程度也出现明显提升。同期,美国呈现出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趋势。这一过程对薪资产生极大提振。金融危机后,美国劳动力产业转移速率下降也是非农私人部门薪资疲软的主因。    政策约束和油价掣肘。金融危机重创以及《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影响令美国金融业扩张速度出现明显收缩,该行业大约拖累美国非农私人部门薪资增速约0.04个百分点。此外,2014年7月后原油价格的深度调整对美国采矿业、专业及商业服务业(油服行业)的就业及薪资带来明显冲击。    “薪资增速回升è提振消费è提振经济及通胀”的良性循环可期,但薪资增速回升幅度或有限。    美国劳动生产率仍处回升通道,但幅度有限。科研投入可作为劳动生产率的领先指标。2005年后美国科研投入大幅回升,从时滞关系估计美国劳动生产率目前仍处回升态势。但前期科研投入幅度约束了劳动生产率乃至薪资增速的回升空间。    2018-2022年美国劳动力供给或呈现结构性趋紧。2018-2022年美国22-28岁人口增速回落至负区间,表明当期美国学士、硕士及博士毕业人数增速放缓,或令美国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偏紧,从而提振薪资。    此外,油价或有的回升趋势以及金融监管放松前景也将对薪资形成提振。    风险提示:美国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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